企业为什么要加入商会？这不仅是未加入商会的企业思考的问题，也是众多商会组织关心的命题。只有真正搞明白大家的一些疑问，对企业和商会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企业加入商会，获取的是社会身份、成长环境和学习动力，等于过上了一种“组织生活”。

国内学者对商会的研究相对缺乏，不少商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甚至对商会究竟是什么也搞不清楚，但对商会不是什么却很明白，就是在“如果造成某某现象和局面，绝对不是商会”的假设情境下，通过“顶层设计”、风险控制和创新实践，创造了商会的历史。

 商会作为企业和企业家的组织，是这个利益群体合法权益的“代言人”，它具有社会组织的共同性，就是合法性、自主性、自律性和服务性。合法性使商会身份“名正言顺”,商会活动“师出有名”，商会建设“有章可依”，发展会员“光明正大”；自主性使商会发展“机动灵活”；自律性使商会“规范化、制度化”并“自我约束”；服务性更使商会秘书处工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上联政府，下接企业，商会虽在政企之间“夹缝生存”，但通过密切分工与良性互动，恰恰能“左右逢源、长袖善舞”，以聚合的力量和社会的影响拓展了自己的话语空间，提供了新时期政商关系的解决方案。从单一企业的“政府主导、管理和企业依附”关系，到“合作、博弈和均衡”新型关系，商会起到了桥梁、纽带和智囊作用，成为企业的“娘家”、政府的助手。例如：温州商会在全国的率先成立与发展后, 在行业治理、社会管理、政府互动及至商会内部发展等多方面均有不俗绩效,成为国内诸多商会的仿效对象。

商会的地位也随着经济贡献、社会影响和会员质量而“有为有位”，不少商会会员在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青联、民主党派中等兼任职务，会员企业自身发展也与商会知名度、相得益彰。同样，“声名鹊起”的商会也吸引了一些知名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新阶层人士参与商会建设。

例如，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当选首届浙商总会会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当选首届四川省川商总会会长；北京陕西企业商会有：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搜狐CEO张朝阳、爱国者总裁冯军等；北京湖北企业商会有：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居然之家总裁汪林朋、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湘鄂情董事长孟凯、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等；北京广西企业商会有：阳光100集团董事长易小迪、搜房董事长莫天全、纽曼公司总裁唐未德等；北京四川企业商会有：眉州东坡集团董事长王刚、好利来集团总裁罗红等；此外，中坤董事长黄怒波曾担任过北京宁夏企业商会会长；第十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新华联集团总裁傅军曾担任过北京湖南企业商会会长等等。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会不在大，与谁同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些商会的“大老板”会影响到一批自己的“粉丝”（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业主）加入。在某种意义上，企业选择商会，获取的是社会身份、成长环境和学习动力，等于过上了一种“组织生活”。

世上先有的企业，企业和企业家多了，才有的商会。有什么样的企业和企业家，也会有什么样的商会。从商会类型上看，商会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行业性商会，一是地域性商会。行业性商会注重的是“业缘”，地域性商会注重的是“地缘”。地域性商会又分为本地商会和异地商会。比如“北京河北企业商会”、“北京山西企业商会”、“北京安徽企业商会”等，就是那些远离故土在京创业的各地商人之家。

古有晋商“守信不欺”、徽商“信义为先”、鲁商“敦厚质朴”、粤商“冒险犯难”、闽商“积极进取”等商帮文化，如今地域性商会传承并革新了旧商帮文化，形成了新时代商帮文化。而行业商会会员在一起，具有价值“共识”和文化上的“认同”，黏性极高。不同的行业虽具有不同的特色和魅力，但行业文化延绵不绝、历久弥新。

行业性商会“重业不重籍（籍贯出身）”和地域性商会“重籍不重业（行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地缘”加上“业缘”,就会变成“合作伙伴”、“专业市场”、“产业集群”。例如：成立于1901年的温州商会（本地商会），成立了服装、眼镜、纺织品、家具、合成革等25个直属行业商会；北京福建总商会（异地商会）先后成立了茶业、纺织服饰、水产农特产、食品调味品、木业家具、文化创意产业等行业商会；一些全国行业性商会也在地方省市建有分会，使其成为行业商会的省市分会。无论是行业商会的“行业文化”，还是地域商会的“商帮文化”，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走，注定会走得更远，无数个会员互动就会产生无数个1+1>2的效果。

那么，商会内一般有什么呢？一是商会的“有”是对应商会资产的“无”，商会的“无形资产”远远大于固定资产，是商会最大的财富，有时要靠几届会员持续接力发展和不断积累，属于核心竞争力范畴。商会以“轻资产”生产智慧型服务型产品，产品具有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的特征；二是商会的“有”是对应企业家的“需”，属于企业家“私人定制”的团体升级版，或会员心愿达成的“集中采购”，商会的机构设置、制度机制等出发点均源于企业家需求；三是商会的“有”是对应商会秘书处的“实”，秘书处是商会的执行机构、服务主体和策划运营中心。例如，北京浙江企业商会秘书处设有：办公室、宣传部、会员部、商务合作部、公关外联部、法律维权部、公益慈善部等七个部门，除了办公室外，部门设置完全按会员“需”处设、从“实”处做。商会因需而生、因需而变、因势而行，企业加入商会，具有认同和共识，选择的是一种“文化归属”和“集体定制”。

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是国家名至实归的纳税人。政府是一个营造环境的主体，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样商会作为平台、阵地和窗口，服务功能远大于其经济功能。作为非营利组织，大多数商会存在主要靠会费，会费靠会员，取之于企，服务于企，服务是商会的“立身之基、发展之本、成事之道”。服务指标虽不可量化，会员的诉求却有迹可循。如何解决会员存在的普遍性、共性和差异性的问题，考验着商会的组织绩效。因入会自愿，退会自由。会员的“商会体验”，决定着会费收入和会员规模。商会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口号再漂亮，抵不过会员“用脚投票”。

商会服务重点在“商”，有人说：企业不盈利就是“犯罪”，作为“非营利”的商会必须为会员企业“盈利”服务，让会员“尝甜头、有好处，多赚一分钱”，一个成熟的商会手中握有的“大数据”与“组织动员”两大王牌。“大数据”中仅社会资源一项，就汇聚着政府、企业、人力、信息、社团、金融、法律、媒体、艺术等各类“海量”资源，如何转化为生产力，如何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如何有效节约交易成本，取决于信息提供和协调“组织力量”集体行动，取决于商会会长、秘书长等商会决策者和执行团队，一个有作为的秘书长能把商会做好，一个有作为的会长能把商会做大。建会较早的商会已经从“联谊”的草根阶段、“互助”的生存阶段，步入了“共赢”的成长阶段、“发展”的成熟阶段，从早期的互动互助（金融机构综合授信、互助基金），到后来的产业联盟，不少商会与地方政府“谈判”，已经着手打造“商会产业园”，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香饽饽”。

商会服务核心在“人”，人都是有感情的，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中小企业家是国内最累的一个群体。商会除了为会员企业“盈利”服务外，还应体现在金钱不能解决的问题上，在企业发展方面可以多“锦上添花”，在企业家层面一定要“雪中送炭”。思想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诸如在优秀企业家评选，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推荐上；住房、看病、入托、上学、就业、婚介、户籍、救急等社会问题解决上。成熟的商会往往经历从会员“被入会”、“被感动”到“被需求”的过程。

 商会服务关键在“会”，亲戚要勤走动才叫亲，商会要多开会才叫会，否则就是死水一潭。动起来的组织才有力量。在各级商会内“文山会海”看不到，“会荒”却普遍存在。据了解，“铁打的商会，流水的会员”，活动太少，要么会员“流失退会”，要么成为“僵尸会员”，以至于出现“商会平时不联系，只是未到缴费时”现象。活动不仅体现商会的特点，更是实现商会服务功能的重要手段。北京山东企业商会自2011年10月份开始，举办了300多期周末沙龙活动，主题丰富、形式多样，满足不同企业需求，聚集了人气，发展了会员，凸显了商会活力。其中2015年1月17日，在北京国贸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沙龙主题为“2015北京儒商大会”，吸引了千余家山东籍企业万余人次参加了展会。企业加入商会，既可以聚力、融力和借力，又可以以主人翁精神参与，就等于签订了一份“服务约定”，拥有了一个“自我成就”的舞台。

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是构成现代社会体系的三大支柱。商会作为社会组织不是生存在真空中，如果不去思考“想什么”的问题？就会影响到有什么？做什么？甚至混淆到自己是什么？

我们对商会自身的认识要具有辩证性，这对于增强商会工作的创造性、预见性,更好地建设商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商会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酝酿、筹备、成立、发展、成长、成熟、衰退、注销。从定位上看，不能越位、错位和失位，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商会既联系政府、建言献策，又贴近会员、反映诉求，做到“尊上不媚上、为下不愚下”；既自主自信，又自觉自律；做到让党和政府放心，让会员企业满意，让商会事业长青。

就个体企业而言，商会既不是万能的，一个商会综合不了所有商会的优点，放大“好处”或做出“承诺”都是草率的；商会也不是无用的，部分会员体会不到“价值”不代表商会就没有作用，看轻“自己”或遇到困难时“退缩”也是不可取的。

 从服务理念上，商会既是在商言商，以商为本，为企谋福利；又要在组织言组织，强调非营利性，不能与企争利、借企谋利，成为少数人牟利工具。商会既讲究“等级划分”，会费对应职务；又不是“贩卖职务的机构”，强调责权利三位一体, 贡献越大、责任越大，付出和地位对等。商会既具有互惠性，不是公益慈善机构，有付出可以有回报；又提倡奉献精神、社会责任，不图索取、不计得失，作为会长、执行会长、副会长等要率先垂范、甘为人梯、助企成长。

强大的商会多是相似的，不足的商会各有各的不足。不要以商会的“个案”和“试错”来否定商会的成效。商会实际发展运行过程中，极易产生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拜金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如何克服、纠正、避免各种不良思想和风气，巩固精神阵地, 商会在弘扬爱国民族精神、建构商业道德体系、继承优秀商业文化、加强行业自律、传递正能量等方面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为此，不少商会成立了党组织、青联、顾问团、各类专业委员会、女企业家俱乐部、公益基金、红白理事会、读书会等，有的还举办总裁研修班、企业道德讲堂等，从而使商会成为企业家们积极向上、自我提升、彼此信任、产生共鸣的平台，让企业家身上流淌道德的血液，获取有尊严的财富。企业加入商会，赋予了使命感，用辩证的眼光参与商会，不患得患失，走进的是一个“精神家园”。